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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年,不变的初心使命 “数读”“画说”《红色中华》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发布时间:2019-11-08 09:40:49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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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号发刊词。

   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沙可夫和许多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年轻人,来到江西瑞金,在一栋土墙瓦屋中,以笔为武器,记录着时代的石破天惊。

   88年来,新华精神穿越流淌的岁月,融入新华人的生命,一代代新华人始终践行“对党忠诚、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新华精神,记录下时代风云,书写着不朽历史。

  1933年8月10日,刚过立秋。赣南瑞金一处偏远的乡村,有位戴着眼镜的儒雅男青年,用火一般的热情为心中的“她”作了一首诗,刊登在当天的《红色中华》报上。

   那天,是她——《红色中华》百期纪念,30岁的沙可夫时任红中社编委会主任。
  《红色中华》,那名字中的一团火红,代表着这一群年轻人对新中国的热切向往,那一篇篇文章,都是他们为新中国勇猛战斗的足印。
  发行量超过《大公报》
  中国国内局势也更加波诡云谲,长江暴发特大洪水,国民党向红军接连发起“围剿”,日本阴谋制造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11月7日夜,一场提灯晚会正在瑞金叶坪村举行,演戏、放烟火,很是热闹。
  犹如黑暗中的闪电,从此,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以及她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通过红中社的电波,越过万水千山,传向全世界。
  有很长一段时间,红中社和《红色中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1932年底,《红色中华》编辑部专职人员也就两人。
  29岁的李一氓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战士,24岁参加南昌起义,任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还曾在上海从事党的保卫工作。1932年10月到1933年1月,他主编了约三个半月的《红色中华》。
  瞿秋白是苏区时期最后一任红中社负责人。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领导工作人员继续出版了24期《红色中华》,直至1935年1月,掩护了红军主力转移,激励了苏区军民继续战斗。
  “时至今日,《红色中华》依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红色宝藏,成为研究中央苏区历史的权威资料。”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梅黎明赞叹道。
  从2013年开始,历时五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组织全体老师将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红色中华》《新中华报》影印本整理成电子文本,总字数约1520万字,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更多人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以及红色新闻史提供了资料来源。
  1937年1月,迁入延安的红中社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1月29日,共办了324期的《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在延安继续出版。
  烟云不曾过眼去,作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耳目”“喉舌”,《红色中华》见证了共产党人执政预演的初心与使命,记录了苏区军民战斗生活的点点滴滴。
  千百年来,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从未发生如此新奇的变化。农民获得土地,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妇女翻身解放,儿童实行义务教育,全体苏区人民享受民主权利。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刘付春分析说,积极动员根据地军民投身苏维埃各项建设是《红色中华》宣传报道的第一要务,它以命令、条例、指示等形式刊发各类公文达473则,内容涉及苏维埃建设的方方面面。
  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是《红色中华》关注的主要内容。“发展”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出现2779次,“经济建设”出现677次、“春耕”出现948次。
  1931年12月14日,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官兵1.7万余人成功举行“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红军第五军团,自成立后,到处受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起义成功后,瑞金举行了欢迎大会,起义将领由毛泽东等陪同,参观了红中社。《红色中华》以《五军团派代表参观各机关》为题刊登了消息。
  “《红色中华》创办于艰难的战争岁月,她通过刊发社论、宣言等号召群众武装起来,开展革命的民族战争,求得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刘付春介绍说。
  “一九三六年已经开始,一幅幅斗争的图画展开在我们眼前。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四省我们数万英勇的人民革命军正在和血腥的日本强盗,进行艰苦的战争……我们希望一九三六年的革命大风暴与大火焰将把日本帝国主义卷到汪洋大海中去。”
  观察全球,报道世界
  在北西伯利亚,有一座位于北极圈内的名叫伊加卡的小城,那里生活着三十多个民族,夏季河流开冻之时,小轮船行驶十四五天就能到达,冬季则是漫漫长夜,温度能下降到零下六十摄氏度。
  那时,北极对苏区群众来说,已不算太过陌生,“北极”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共出现15次。只不过,当读者还在畅想这片遥远之地时,宁静总是被战火打破。
  对同一区域的报道主题较为相似,涉及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内容多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涉及英国、美国的报道,多反映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及工人运动。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建立了国家工业化的强固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更注意于国家电气化一项,最近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发关于建立水电工程的命令。”
  在遥远的北冰洋,苏联已在沿岸各站建立无线电台,以便更深刻地研究北冰洋的特殊环境。
  《红色中华》尤其关注邻国日本的动态。据刘付春统计,《红色中华》登载的国际要闻、国际消息936则。其中,关于日本的报道593则,占比达63%。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并通过《红色中华》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以及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对日妥协,放弃国家主权的可耻行为。
  “日军自三月二十一日起,又增调辽吉黑三省留守部队,开集辽西绥中一带……同时日军以二十余架飞机,掩护轰炸,低飞投弹,劳苦群众死伤甚多,房屋被烧的,触目都是,一眼望去,尽成焦土,使人感到无限的伤心惨目!”
  《红色中华》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题为《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文章。这篇谈话揭露了国民党不顾民族危亡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举进攻苏区,阻挠红军北上抗日的事实,表达了红军将士彻底粉碎国民党“围剿”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来,把华北也出卖给你!”一名国民党士兵说罢,伸手将一名日本浪人拉上岸边,后者企图从海上一脚跨上中国的大陆。
  苏区时期的《红色中华》,不仅报道内容丰富,还刊登了100余幅漫画,60余幅图表、地图,图文并茂地为苏区读者介绍国内外时局以及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
  “这些红色漫画,大多采用简朴活泼的形式和粗犷的线条,内容鲜明、尖锐,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刘付春研究发现,针对当时群众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情况,通俗易懂、简便易行的漫画成为重要的宣传体裁,以帮助苏区群众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红军的主张。
  此事被揭露后,《红色中华》在第134期发表了一幅《贪污分子郑德茂》漫画,画中戴着五角星帽子用“办公费”大吃大喝的郑茂德,脑海里正想着一匹骡子,贪污分子的丑陋形象跃然纸上。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中,对红军宣传工作做了明确规定。
  那一时期的苏区,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漫画作者,代表人物有黄亚光、赵品三、胡烈等,无论是在中央苏区各地的墙报、传单、标语上,还是在战壕壁上、防空洞里,都能看到他们的漫画作品。
  为《红色中华》创作漫画只是黄亚光、赵品三等人的兼职,黄亚光负责过中央政府的出版工作,他还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钞票和苏区邮票的设计、绘制专家。
  在《红色中华》第203期,有一张欧洲地图引人注目,地图下方,几乎以半个版面的文字介绍了英、法、德、意四个国家的概况,并分析了各个国家在世界局势当中所起的作用。
  “法国是现在欧洲大陆上最强的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是主要的战胜国”;
  严帆说,这些历经战火幸存下来的漫画、地图等,生动勾勒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军民所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反映了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获得翻身解放后,享受新的文化生活的迫切愿望。
  从创办之初的纯文字版面,到后来漫画、图表等新样式一应俱全,尽管条件艰苦,尽管没有摄影图片,《红色中华》的版面设计一直在不断改进创新,其栏目丰富多彩,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等,还办有《赤焰》文艺副刊。遇有重要的革命纪念日或重大的政治斗争事件,还出版“纪念专号”或“特刊”“号外”。
  “我们在目前的任务:是大大地向外发展;是发展革命战争,以争取苏维埃更大的发展和胜利。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严重问题——瘟疫问题……这是我们应该严重注意的问题,应该立即解决的问题。”
  《红色中华》的栏目设置灵活轻巧,常常围绕当时党的重点工作开设专门栏目,如“突击队”“铁锤”“铁棍”等栏目,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
  “铁锤”,栏如其名,批评起来毫不留情。一篇篇直面矛盾而又有理有格的批评报道,像一记记重锤,锻打出一个个坚强的党组织。
  那时,邓颖超是《红色中华》的热心读者,也是一名活跃的撰稿人。她曾在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和组织部干事、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
  他们是新闻人,更是冲锋在前的战士
  第二年八月,毛泽东指明要调他到中央苏区工作,除了在“一苏”大会秘书处负责宣传工作,他还参与筹备创办《红色中华》。
  此后担任红中社秘书长的任质斌当时只有16岁,他记得当年虽然办公条件简陋,但大家夜以继日,组稿、写稿、编稿、校稿,很累但心情舒畅。
  从此,这群富有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和红中社、《红色中华》一起成长,铭刻下一段壮烈青春。
  34岁的周以栗是《红色中华》第一任主笔,他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曾在周南女校等当教师。其间,他认识了徐特立、何叔衡等,并通过他们认识了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出狱后,周以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央苏区。1931年11月,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身兼红军总前委组织部长、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
  “她个头不高,热情活泼,操着四川口音自我介绍说:‘我叫李伯钊,来采访你’。”这是苏区时期一位红军将领眼中的红中社早期采编人员风采。
  在《红色中华》历任主笔中,有一位主笔的经历堪称传奇,他的工作涉及司法、检察、民政、邮电、交通、卫生、财政等多方面。
  1931年9月,梁柏台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参与起草中华苏维埃第一部红色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成为红色司法开拓者。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梁柏台和瞿秋白等一起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3月,他在突围中不幸负伤被捕,牺牲时年仅36岁。
  瞿秋白从20岁起就患上严重肺病,在主持红中社的日子里,他常常坚持写稿审稿到深夜。
  大部队长征出发前夕,他曾对战友说:“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
  毛泽东同志为《瞿秋白文集》题词时如此赞扬: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88年来,先后有150多位新华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生命,用忠诚与鲜血写就一首首壮丽的生命赞歌:周以栗、瞿秋白、何云、李竹如、沈建图、黄作梅、李平、邵云环……
  致敬!(记者刘菁、赖星、胡锦武、高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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